高明士评《中国社会政治史·隋唐五代卷》，探讨冯道与历史细节。
萨孟武先生所著《中国社会政治史》（全四册）原在台湾出版，曾作为大学大一共同必修科目“中国通史”课程的参考教材之一。近日，该书由大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简体版，去年已出版第一、二册，今年年初再推出第三册《中国社会政治史·隋唐五代卷》。此册分为隋、唐、五代三章，与前两册一样，内容详实，兼有对原典的详细注释，并以独特视角分析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本书既可作为通史教材使用，也可作为断代史的参考读物。各章结构大致为先叙述政治、社会及经济问题，最后一节集中探讨政治制度。萨孟武先生认为，一朝制度的优劣，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倾向，也体现了国家治乱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似乎是整套书籍的核心之一。 从学术角度来看，这套书的再版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当前的历史教学与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尤其在当前学界对传统历史观重新审视的背景下，萨先生的分析方法和立意更具现实意义。其对制度与人心关系的探讨，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仍具启发性。
萨孟武
通读萨书，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所引用的资料都是从基础史料出发，并没有刻意挖掘冷门材料。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受到当时严峻环境的限制，但也体现出前辈学者治学严谨、不走捷径的学术态度。我们阅读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作品时，也会有类似的体会。其次，汉唐时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在讨论唐代历史时，常常会以汉代制度作为参照，以此拓展思考的广度。第三，书中随处可见问题意识的体现，而市面上常见的通论性著作很少具备这种强烈的提问精神。以上这些特点若能同时呈现，正能展现出学者的才智与能力，萨书确实当之无愧。萨先生敢于提出问题，并尝试给出解答，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这正是这套书最大的特色，对初学者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从学术价值来看，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只是萨书在每一节下都没有小标题，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需要多读几遍才能把握重点。
一年的俸禄 一年的生活费
以下简要介绍第三册中提及的几项重要的历史问题。关于隋朝的统一，作者首先指出，历史上完成统一的政权，大多是起源于北方，即便有人在南方崛起，也必定以北方作为根据地。萨孟武先生以汉高祖刘邦起兵于沛县，但以关中为根基；光武帝刘秀在舂陵起兵，却以河北为后盾为例，说明北方最终吞并南方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隋唐五代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第2页）接下来，文章探讨了南北朝时期士族能够长期保持势力的原因，主要包括土地的集中、户口依附于士族的现象以及九品官人制度的影响。随后，作者分析了隋文帝所推行的政策（上揭，第22页），这些内容都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思考。
唐朝方面，在政治形态上，萨先生认为秦汉时期实行的是官僚政治，而到了魏晋以后，逐渐演变为世族政治。这种世族政治以土地集中为经济基础，以门阀观念为社会依据，并通过九品中正制作为选拔机制。唐朝延续了隋代的“以贵役贱”的世族政治结构，直到唐末五代，随着宋朝科举制度的确立，世族政治才逐渐消亡。尽管如此，唐代的政治仍可视为一种“以智役愚”的官僚政治。这一观点似乎受到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的影响。 关于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何能维持百余年，萨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是藩镇势力分布广泛、相互制衡，使得无人敢轻易推翻中央。但除了这一因素外，如前所述，唐朝仍能维持运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江淮地区的赋税供应。一旦这种均势被打破，赋税来源中断，唐朝也就随之灭亡。 萨先生的著作虽为通论性作品，但在细节处理上颇为细致。例如，他计算出从九品内官一年的俸禄为米二百二十六斛，而百亩农夫的年收仅五十多斛，远低于官员收入。此外，他还估算出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生活费用需要二百五十二斛米，这表明官员的生活并不一定比普通百姓优越。这些数据揭示了当时社会阶层间的经济差距，也反映出唐代民生问题的复杂性，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探讨。
冯道和石敬瑭
五代之际，有两位在后世备受争议的人物，一是冯道，一是石敬瑭。萨先生对这两位有特别的看法。就冯道而言，事四姓十君，当世之士均喜为称誉。冯道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宋以后讲求节操，冯道不在意丧君亡国，就是无耻。问题是当时人对他是肯定的，因为丧乱之世，道德有时反而成为人类生存的障碍。所以萨先生以为冯道之流正是乱世求生的模范，冯道不过是保身而已。（上揭，第410页）萨先生写这一段话时，在台湾正处于“戒严”的严峻时期，能够摆脱狭隘忠君观念来评价，殊为难得。揆诸冯道在乱世之“求生”作为，可谓严于律己，而忠于民、忠于事。
至于石敬瑭是沙陀人，就他看来，不过是夷狄用夷狄之兵，夺取夷狄的帝位。然其对中国却有很大的影响，首先，使消沉的民族意识更见消沉，石敬瑭对契丹既然称子称臣，所以石晋不是独立的国家，而是契丹的附庸。（上揭，第414页）另一方面，笔者以为这也是自安禄山军团及中唐以来假子之风盛行的影响，为达到政治目的，对人称子称臣不以为意。其次，萨先生以为宋世辽、金之祸，可说是渊源于后唐之失营、平，石晋之送燕云十六州。（上揭，第420页）萨先生在叙述影响时，无列入此项因素，笔者特就萨书内容补上。
几点讨论
根据萨书，笔者提出几点可以再引申讨论的问题。
一、隋代何时创置贡举制度？当时设置多少科？
关于此问题，笔者在《隋唐贡举制度》已有详细讨论（参看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第一章），兹先略述萨说。萨先生首先指出科举分为贡举与制举两种，贡举是每岁由各州“依常科举人”，而引a.《隋书》卷一《文帝纪》曰：“（开皇七年春正月）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上揭，第29页）又说隋代科举之制文献记载甚少，吾人所能知道的，文帝时有秀才科，于是引b.《隋书》卷七十六《杜正玄传》曰：“（杜正玄）开皇末举秀才”云云。接着说明炀帝时，又置进士科，引c.《旧唐书》卷一百十九 《杨绾传》曰：“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但隋承南北朝之弊，崇尚文词，陷于浮虚，颇失取才之实。于是再引《旧唐书》卷一百一《薛登传》说明此事。（上揭，第29页）
萨先生对隋代贡举制度的说明虽然简略，但抓住了关键要点，相较于一般通史类著作更具可读性。仍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内容来看，萨先生的阐述虽不详尽，却能精准点出隋代科举制度的核心，体现出对历史脉络的深刻理解。这种简明扼要的表达方式，使读者更容易把握重点，也反映出作者在史料梳理上的功力。相较之下，许多通史类书籍往往过于冗长，反而容易让读者迷失在细节中。因此，萨先生的论述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不过，若想更全面地理解隋代贡举制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仍需结合更多史料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隋唐官方名称为“贡举”，并非“科举”，贡举分常举与制举。贡与举有别，贡指地方州县推荐的贡士，亦称贡人；举指官学推荐的学生，亦称举人，两者合称为贡举。“科举”为中唐以后的俗称，制度上的名称，仍应称为“贡举”，唐宋是如此，明清以后才多使用科举。所以萨先生将各州贡人说成“常科举人”，是有语病，应当说贡人或贡士。
第二，史书对隋代贡举制度记载不详，我的主张如下：
以下三种为基本史料：d.薛登上疏曰：“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e.《房玄龄碑》云：“年十有八，俯从宾贡。”f.新发现的《常鸿墓志》，志曰：“以隋开皇十六年，首膺宾贡。……擢第甲科，用超非次。”（参看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第五十二方《隋故荥阳郡圃田县长常府君墓志铭》）
根据以上a至f史料，笔者以为创设贡举时间是在开皇七年正月。据a及其他例证，初创贡举应当有三科，“制诸州岁贡三人”，已暗示一人应考一科。萨先生已指出秀才科，此外尚有明经科，另一科为何？学界迄今无提出此答案，只有我提出“宾贡”科。这三科，从今存墓志均可找到例证，因篇幅关系，不拟一一说明。关于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一事，萨先生先举唐朝杨绾说，次引唐薛登说，两人之时序倒错，又忽视薛说的重要性。按，杨绾为唐玄宗天宝末人，薛登（本名谦光）说，为武则天天授中的上疏。就时序而言，自宜以薛登在前，杨绾在后。若论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一事，仍以薛登上疏的一段话为最早，而且最为重要。盖《隋书》皆无记载设置贡举一事，就今传史料而言，是以薛登的上疏（d）为最早，学界常予忽视。关于d史料，如何解释？由于薛登精通典故，其上疏“谈论前代故事”，必定皆有根据。薛氏所说三句实代表三件事，杨绾曰：“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只说其一。所谓“炀帝嗣兴”，即指炀帝即位之初，或即大业元年（605）。所谓“又变前法”的“又”字，指炀帝即位再变一次法，然则“前法”为何？当指文帝的变法，也就是文帝在开皇七年废九品官人法，而创置贡举制度，包括前述设置三科。其实三科之中，秀才、明经两科之名称在过去实施察举制度时既已存在，开皇七年设置贡举制度的新义，应该在于创设“宾贡”科，以提拔新人。所谓“置进士等科”，包括两义：一为创设进士科，此科是炀帝改变文帝所设的“宾贡”科为进士科，所以说是“变前法”；一为“等科”，说明炀帝变前法之举，除新设进士科外，当还另有新的科目，根据笔者研究，此即“俊士”科，所以总共设有四科，亦成为唐初武德年间初行贡举之四科制度。
如何证明文帝所设的“宾贡”科，到炀帝即位后改为“进士”科？此事前引拙书均有详细考证，兹提两例说明。其一为e条，但在两《唐书·房玄龄传》皆曰：“年十八，举进士。”显然两《唐书》是将碑云 “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按，房玄龄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七十一（《旧唐书》本传谓卒年七十，《新唐书》本传谓卒年七十一，碑志不明。但在《旧唐书》本传曰“房乔字玄龄”，《新唐书》本传曰“房玄龄字乔”，在碑曰“公讳玄龄，字乔”。由此看来，《新唐书》本传较接近碑文，此处乃采用《新唐书》七十一岁说。），其十八岁登科正是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当时并无“进士”科之名称，碑志曰“宾贡”（科），是采用当时用法，可说合乎史实。过去学界只据两《唐书》记述房玄龄为进士出身，忽视《房玄龄碑》的重要性，等于忽视进士科的由来及其演变。若径言房玄龄举进士，并不符史实。易言之，房玄龄在开皇十五年（595）是“宾贡”（科）及第，并非进士科及第，但也说明进士科的前身即是宾贡科。其二为f条，笔者依据此志撰写《常鸿墓志与隋代宾贡科》一文（参看高明士，“常鸿墓志与隋代宾贡科”，《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第81—88页），读者可参照。根据志文，可知常鸿于开皇十六年 （596）参与“宾贡” （科）考试，而以“甲科”登第。此处之 “科”字，已暗示“宾贡”是一个科目。所谓“甲科”等第，正是进士科登第曰甲、乙第的前身。另一方面，房玄龄于开皇十五年（595）登宾贡科，而常鸿亦于开皇十六年（596）登宾贡甲科，说明宾贡科，或说开皇所创的贡举制度是每年举行考试，与唐制相同，则又是唐朝贡举制度沿袭自隋制的例证。至谓“宾贡”名称为“科举”之意者，即将“宾贡”泛称为考试制度，并不符史实，史上并无登上“科（贡）举甲科”之用例。（参看前引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第一章）
二、尚书省六部与寺监关系
萨先生指出今人有谓尚书与寺监并不重复，盖尚书为制定政令之机关，寺监为执行政令之机关。但尚书既然制定政令，则中书门下所议者又为何事？若谓中书门下只议要旨，而将要旨制成政令者则为尚书，如是，中书门下何必设置五房？萨先生以为六部与寺监均是执行机关，而尚书省为行政总机。接着举六部与寺监职权有重复之事例，并引杜佑奏请裁撤职权重复之机关，扩大六部之组织，将寺监纳入六部之内。其不能裁撤者，法律上亦应隶属于尚书省。（上揭，第318—320页）萨先生所谓的“今人”，当指严耕望所撰的 《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一文。（初稿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2.11。再稿刊于《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10。增补刊于《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5，第431—507页，此处采用最后的刊本）其与萨先生论点接近的，还有岑仲勉，岑氏以为《六典》及《旧（唐）书·职官志》所记九寺职掌，都无上承某部之规定。如八寺各有所承，应按吏户礼兵刑工之次第分叙，且不应光禄独缺。（参看岑仲勉，《隋唐史》，北京：中华书局，1982、1984，第556页；同氏，《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2，第521页亦同）
严耕望
岑仲勉
关于这些问题，其实严氏皆有说明，所谓重复问题，严氏曰：“重设之意义有二：一则上下之重，一则并列之重。”至于杜佑《通典》之说，严氏以为杜氏对于唐代前期尚书省之制度并无深切认识，自亦不能辨时制与旧制之差异，所以不明尚书、寺监、诸使三者性质之有别，亦自有故。至于光禄寺问题，政书不言其所承，推其性质，盖亦承受于礼部者。严氏之尚书省行政系统图，亦标示光禄寺隶属于礼部。（参看前引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第471、477、479页）再者，郁贤皓、胡可先所著《唐九卿考》一书亦采用严氏说，指出六部与九寺五监的职掌各有侧重，六部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具有领导的职能，颁布政令，由卿监百司施行，九寺在行政上受六部的节制，是中央内部的事务机关。（郁贤皓、胡可先共著，《唐九卿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9页）笔者此处赞同严氏说。
萨先生讨论六部与寺监关系，尚有以下两项问题：一是过于依赖杜佑说。杜氏是取唐朝后半期之制，上訾开元以前之制，甚为不妥，严氏已有批驳，不再赘词。论唐朝制度，应以唐初至开元前期之制度为据，其后已变形。二是“中书门下”及其设置五房问题。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曰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这是唐朝三省制度的一大改变，标示着唐朝前期制度到开元十年为止，其后为新制，萨先生取“中书门下”之运作方式，论述唐朝前期制度，并不恰当。
三、府兵制、均田农民与奴隶制
府兵制、均田农民、奴隶制等，是唐史上的重要问题，迄今海内外学者探讨甚多，限于篇幅，无法一一说明，此处只简单说明其问题所在。就府兵制而言，萨书有多处提及，尤其指出唐所以治理天下者，一是府兵之制，二是文官制度，而这两种制度又各有缺点。萨先生对府兵制有较高评价，其特质之一，是寓兵于农，农兵合一，士不失业，可以防止军阀割据。（上揭，第99—104、165页）按，府兵是不是兵农合一，学界有讨论，陈寅恪采肯定说 （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台北：里仁书局，1981，第139—140页），岑仲勉采否定说 （参看岑仲勉，《隋唐史》，第216—217页），学界迄今多采肯定说。将隋唐之强盛，归于府兵的说法，可能受邺侯（即李繁，李泌之父） 《家传》 （《玉海》卷一三八引）以及宋人观点的影响。唐太宗贞观三年，魏征对唐太宗说：“比年国家卫士不堪攻战。”（《贞观政要》卷二《直谏》）即说明府兵不能用来攻战，它的任务，主要在于轮番宿卫京师。唐朝对外作战的兵力，主要是来自征募。府兵为何不堪攻战？原因很多，此处无法详细探讨，但至少从其兵源检讨隋唐与西魏北周之差异，即可理解同样选取中上人家时，素质即截然不同。萨书第104页引王船山《读通鉴论》卷二十《唐太宗》条曰：“（府兵）实无一卒之可凭。”看似酷评，亦有值得深思之道理。府兵之法所以寖坏，萨先生多次指出在于高宗、武后时代 “天下久不用兵” （上揭，第157、246页），此说是取自《新唐书·兵志》，但唐长孺在《唐书兵志笺正》已指出此项记事有误，反而以为：“府兵之坏，正坐用兵之繁。”（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初版，第24页）当以唐说为是。萨先生又指出府兵是“二十为兵”（上揭，第224页），此说亦沿袭《新唐书·兵志》，唐先生亦作辩正，以为唐朝丁男都在二十一，其后更作放宽，但无以二十成丁，所以应当说是二十一为兵[参看前引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第14—15页。按，唐氏此书后来收入《唐长孺文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读者可参阅。另外，台湾由杨家骆主编，《新旧唐书合钞》第九册亦收入唐长孺 《唐书兵志笺正》一书（鼎文书局，1973年），萨先生已不及参阅，殊为可惜]，学界目前亦采唐说，宜作更正。由于萨先生写作此册时，两岸关系紧张，无法参阅唐氏书，不能责怪萨先生。
陈寅恪
唐长孺
至于均田制下的农民与奴隶问题，萨先生认为，在均田制度下，每个成年男子可获得一百亩土地，人人有田，农民参军后，其土地由奴隶来耕种。但奴隶的来源主要来自于战争中的俘虏，且受季节因素的影响。如果俘虏数量不足，就会对农业生产以及兵源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府兵制度的崩溃。这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是，从事农田劳动的人究竟是农民，还是奴隶？（见上书，第156页）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学者，对此都有诸多讨论。就农民而言，国家授予和收回土地，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土地占有的政策，对户籍、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都有一定约束。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农民究竟是自由农民，还是类似农奴，甚至是奴隶性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奴隶属于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唐代的贱民身份多样，大致可分为官户贱民和私户贱民。而那些从事生产的奴隶，究竟属于哪一类，是否具有普遍性，还是仅限于某些特定家庭，仍需进一步厘清，不能仅凭泛泛之谈便得出结论。作为一部通论性著作，萨书在此类问题上不宜要求过于详尽的解释。[关于奴隶性质的探讨，包括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参考李天民《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一章第一节“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的历史及理论方法问题”。]
上述内容是萨书可读性中最为突出的部分，虽有瑕疵，但整体仍不失为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尽管是旧版的重印，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容忽视，读者若细细品味，定能有所收获与启发。
《文汇报·文汇学人》第384期
书评（2019.3.22）| 大历史观下的细节书写
高明士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名誉教授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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