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态生活志2025年11月14日 14:24消息，揭秘唐朝真实开放程度，不止于服饰，更涵盖文化与社会。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收藏有一幅来自永泰公主墓的壁画，描绘了九位宫女排成一行行走的画面。她们穿着低领的衫裙，肩上披着轻薄的帔帛，脖颈和胸部部分外露，神情从容自信，展现出一种无畏的姿态。这幅壁画创作于武则天统治时期，真实反映了唐代女性在服饰上的开放与自由。与其他朝代强调“衣着收敛”不同，唐代女子敢于以袒露领口的华丽服饰示人，姿态优美，这正是大唐盛世开放精神的生动体现。
一、女性服饰从窄袖高腰到坦领男装，反映出社会审美与性别观念的悄然变化。衣领的设计不仅关乎时尚，更成为观察社会风向的一个窗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着装上突破传统界限，选择更为宽松、中性的款式，这种转变背后，是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与对自由表达的追求。服装的变化虽细微，却映射出更广泛的社会思潮。
唐代女性的服饰变化，确实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当时社会的开放程度。初唐时期，国家刚刚结束战乱，经济还在恢复阶段，女性的装扮延续了前朝的风格，以朴素简约为主。她们多穿窄袖衫搭配高腰长裙，裙腰束至腋下，整体呈现出一种含蓄内敛的形象。在《步辇图》中，抬着唐太宗步辇的宫女们身材苗条，衣着简洁，这正体现了初唐时期清瘦的审美取向。 从这些服饰特征可以看出，初唐时期的女性审美更注重自然与节制，这或许也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相对保守。然而，随着国力的逐渐强盛，社会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女性服饰也在后续的发展中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展现出更多的个性与自信。这种变化不仅是服饰上的，更是社会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
随着武则天掌权，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这一变化也反映在服饰风格的演变上。袒领装逐渐流行起来，这种低开领口的上衣，大胆地展露了女性的脖颈与胸部，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标志。在永泰公主墓中发现的“九人宫女壁画”生动地展现了这一风尚，画中宫女身着低领衫裙，神态自然，展现出一种从容不迫的姿态。唐代诗人也曾用“粉胸半掩疑晴雪”这样的诗句来赞美这种服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体之美的包容与欣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服饰的变化往往映射出社会观念的转变。武则天时期女性地位的提升，不仅体现在政治参与上，也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得以体现，如服饰的开放程度。这种现象表明，当时的唐朝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较为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
女着男装的流行在唐代成为一种突破传统的现象。太平公主曾在宫廷宴会上身着紫袍玉带，头戴折上巾，为唐高宗和武则天表演舞蹈，展现出女性对男性服饰的尝试与驾驭。而《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也以男装出游，成为当时社会风尚的缩影。这种风气象不仅限于上层社会，在唐代各个阶层中都有所体现，从宫廷贵族到普通侍女，男装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选择。 这种现象反映了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女性在服饰上的自由选择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某种宽容与创新。男装的流行不仅是审美上的变化，更是一种文化态度的体现，显示出唐代在服饰礼仪上的灵活性与包容性。
唐代女性服饰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款式上，也表现在搭配的丰富性上。基本的三件套——裙、衫和帔帛，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呈现出从简约到华丽的多种风格。半臂作为一种短袖外套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整体造型的层次感。对于更为富裕的女性而言，她们常在长裙外再加一条短裙，或采用不同颜色与质地的裙子进行叠穿，以此展现家庭的经济实力与审美品位。 我认为，唐代女性服饰的这种多样性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美的追求，也体现了服饰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衣物的搭配，女性不仅能表达个人风格，还能间接展示家庭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条件。这种服饰文化的繁荣，是唐代开放与包容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
从初唐的窄袖高腰到盛唐的坦领男装，唐代女性服饰的演变轨迹清晰地标示着社会风气的开放程度。当女性可以自由选择衣装，不必过分受礼教束缚时，这个时代的包容与自信便不言而喻。
二、女性在政治参与、社会事务以及休闲娱乐等公共领域的活跃表现，正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从政府机构到民间组织，从政策制定到文化活动，女性的身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公共空间中。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性别平等理念的深入推广，也反映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持续演进。随着更多女性在各个领域展现才能与影响力，她们正在重塑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推动着更加包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形成。
唐代女性的社会活动范围远超其他封建王朝。在政治领域，女性不再局限于家庭，而是开始参与国家治理。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从唐太宗时期的才人逐步登上皇位，执政近半个世纪。她在位期间，推行科举制度，重视人才选拔，促进经济发展，充分展现了女性治理国家的能力。
上官婉儿是唐代另一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女性代表。她因祖父上官仪获罪，自幼被没入宫中为奴，但凭借非凡的才华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承担起起草诏书的重要职责。武则天去世后，她继续辅佐唐中宗，被封为昭容，参与朝政决策，被誉为“巾帼宰相”。 从历史角度看，上官婉儿的经历不仅体现了个人才能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当时女性在特殊情况下能够突破传统限制，进入权力核心。她的存在打破了人们对唐代女性仅限于内廷生活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上的可能性。尽管身处宫廷，她的影响力却远超一般嫔妃，成为那个时代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物。
唐代女性在社交和休闲领域同样活跃。官宦妇女中盛行“夫人社交”，她们通过举办宴会和茶会，协助丈夫处理公务关系。这种社交活动不仅限于女性之间，还包括与男性的交往。唐代女性可以公开与异性交谈、共饮，甚至书信诗词往来，社会对此并不非议。
在节假日，唐代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扮演了相当活跃的角色。每逢三月三日的春游时节，长安城的水边便聚集了大量出游的女性；元宵节期间，女子们也常夜游观灯，街上车马络绎不绝；寒食节时，宫中的女官甚至参与步打球等体育活动。这些节日活动为女性提供了展示自我与社交的机会，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一定包容性。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些记载不仅展现了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也说明了当时文化氛围相对开放，女性在特定场合下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和参与空间。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
唐代女性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骑马、射箭、打球等运动在女性中十分流行。打马球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一项运动，甚至在武则天的孙女永泰公主的墓中，也发现了描绘打马球的壁画。此外，宫女之间还流行一种叫做“驴鞠”的活动，即骑着驴子进行打球游戏。这些体育活动体现了唐代女性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婚姻观念正在经历深刻变化，从过去的离婚再嫁到如今的个性张扬，人们在家庭关系中的自主选择权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婚姻视为终身束缚，而是更注重个人幸福与情感契合。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离婚率的上升，也反映在人们对再婚、同居、单身等多元生活方式的接受度不断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声音被更多听见，传统家庭结构也在不断调整与重塑。婚姻已不再是唯一的归宿，而成为一种基于自我认知和情感需求的选择。
唐代的婚姻观念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离婚与再嫁在社会各阶层中都较为普遍，尤其在公主群体中，再嫁甚至三嫁现象并不罕见。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共有123位出嫁的公主，其中23人曾再嫁，4人甚至三度改嫁。这种相对宽松的婚姻态度也逐渐渗透到民间，使得寡妇再嫁在当时并不被视为异端，社会对此接受度较高。 从历史角度看，唐代的这种婚姻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风气的多元与包容，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尽管时代变迁，但对个人选择的尊重始终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唐代法律对离婚给予了明确规定。永徽四年颁布的《唐律》中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这保证了夫妻双方在感情不和时可以通过协议离婚的权利。敦煌出土的“放妻书”模板更是体现了唐代对离婚的开明态度，文中写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表达了对分手后双方各自追求幸福的祝愿。
在婚姻选择方面，唐代女性拥有较多的自主权。一些父母在为子女操办婚事时会征求子女的意见，例如宰相李林甫为了让六个女儿挑选合适的丈夫，特意在墙上开设窗户，让女儿们通过窗户观察前来拜访的年轻官员，如有中意的人选，便委托他人进行撮合。这种较为开明的择偶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女性意愿的尊重。
唐代家庭关系中出现“妇强夫弱”的现象，反映出当时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在大历以前，士大夫阶层中“惧内”之风盛行，从唐中宗、唐肃宗到唐高宗，均有惧怕妻子的记载。尤其是唐高宗因武则天不满，将提议废后的上官仪推出作为替罪羊，最终导致其全家被诛。这种“惧内”风气，从侧面揭示了唐代女性在家庭中拥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从历史视角看，这种现象并非偶然，而是社会结构与文化变迁的体现。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相夫教子，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政治与家庭决策之中。这不仅反映了唐代社会相对开放的氛围，也显示出女性地位的某种提升。然而，这种现象更多体现在上层社会，普通百姓家庭仍以男权为主导。因此，我们应当客观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既不夸大其影响，也不忽视其背后的社会意义。
唐代的贞节观念相对较为宽松，女性在婚姻中若感到不满，可以主动提出离婚。史料中记载了一位将军之女，在战乱期间为了生存嫁给了一个年轻将领，待局势稳定后，她主动对丈夫说：“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这种将个人幸福置于传统贞节观念之上的态度，在当时并不鲜见。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开放的婚姻观反映了唐代社会在某些方面的包容性与灵活性。尽管封建礼教依然存在，但女性在婚姻选择上仍有一定的自主空间，这或许与当时社会动荡、文化多元有关。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在探讨古代社会结构与性别关系时予以关注。
四、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从胡服胡舞到异域妆容，长安城里的国际风尚
唐代的开放不仅体现在两性关系和女性地位上，也表现在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作为当时的世界性帝国，唐朝的长安城中汇聚了来自70多个国家的外交使节、商人和留学生，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
胡风在唐代社会各层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服饰上，胡服成为时尚潮流；饮食上，胡饼和葡萄酒流行；娱乐方面，胡舞和胡乐备受青睐。唐玄宗对胡乐胡舞十分喜爱，开元天宝年后，胡舞在长安盛行，并传播至全国各地。这种对外来文化的热情，体现了唐人的开放心态。
唐代女性的妆容也受到异域文化影响。盛唐以后，女性妆容愈加大胆，有时甚至呈现出怪诞之风。中唐时期流行一种特别的“时世妆”，女性不施胭脂，仅在腮上画两道红色斜线，画八字愁眉与乌色嘴唇。这种妆容风格明显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反映了唐代女性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
在艺术与体育领域，外来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唐代壁画中可见西域绘画技法的运用，音乐方面也融合了中亚、印度等地的元素。马球运动源自波斯，传入后迅速风靡，成为从皇室到百姓都热衷的体育项目。就连唐代宫廷女性也参与骑驴打球的“驴鞠”活动，反映出当时女性在体育方面的开放态度与积极参与。 我认为，这些文化交融的现象不仅丰富了唐代社会的多元面貌，也体现了当时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吸收能力。这种开放性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借鉴。
唐代的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上，也体现在对外国人的优待政策上。唐朝设立了市舶司来管理海外贸易，保护外国商人的合法权益，甚至允许部分外国货币在境内流通。这一开放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据记载，唐末时期在广州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国人数量超过12万。
五、不同时期的变迁：从初唐的简洁朴素到晚唐的繁复华丽，服饰的变化反映了国家实力的起伏与兴衰。
唐代近300年的历史中，女性服饰与社会风气经历了明显变化，这些变化与国力的兴衰紧密相连。初唐时期，国家刚刚建立，经济尚在恢复，女性服饰以简约朴素为主，多穿齐胸的间色裙或多破裙，审美上延续了隋朝的清瘦之风。
武周时期，随着武则天掌握朝政，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升，服饰风格也逐渐变得更为开放和大胆。坦领衫、对襟褙子成为流行款式，裙腰的位置下移至胸部下方，更加强调女性的身形曲线。这一时期，女性对时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开始广泛使用各种锦绣面料制作衣物，整体服饰风格呈现出富丽华美的特点。 在这一背景下，服饰的变化不仅是审美层面的演变，也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女性在穿着上的自由度增加，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审视。这种变化不仅具有文化意义，也为后世的服饰发展奠定了基础。
盛唐时期，国家实力达到顶峰，社会开放程度持续提升，审美风格逐渐转向丰满圆润。女性服饰的图案更加多样，颜色更加鲜艳，齐胸裙成为普遍流行的款式。这一时期的女装以高大的发髻和宽松的衣着为特色，展现出盛唐时期的繁荣景象。
中唐时期，安史之乱后，国家实力逐渐衰退，社会上奢靡风气开始盛行，服饰风格也变得愈加怪异和夸张。女性的妆容出现了被称为“时世妆”的独特风格，以八字眉和乌黑嘴唇为显著特征。在服饰方面，流行穿着宽大袖口的衫子搭配拖地长裙，这种变化反映了动荡社会中人们心理状态的转变。
晚唐时期，国家实力进一步下滑，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然而女性的服饰却愈发奇特而奢华。大袖披衫与拖地长裙相搭配，发髻上点缀着大量鲜花与金簪，妆容融合了多种外来风格，甚至流露出一种脆弱而哀愁的气质。这种华丽与衰败交织的审美趋势，真实反映了唐朝晚期的社会状况。
从初唐时期的简洁朴素，到盛唐时期的大胆绚丽，再到晚唐时期的独特多样，唐代女性服饰的演变轨迹展现了社会风尚的变迁。当一个时代的女性能够自主选择服饰，彰显个人风格时，这个时期必然充满自信与生机。
结语
唐代的开放气象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从女性服饰的多样与大胆，到女性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参与；从婚姻观念的相对宽容，到对外来文化的广泛接纳。这种开放不仅推动了唐代的繁荣与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历史证明，一个社会若能尊重个体差异、包容多元文化，便能激发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种精神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看法观点：唐代的开放不仅是历史的辉煌，更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启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吸纳外来文明的精华，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唐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包容与开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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