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日美历史恩怨,解析日本为何孤注一掷与美国对抗。
日美关系的恩怨史——为何日本敢于孤注一掷与美国较量国运

日本偷袭珍珠港引发的大爆炸

1941年12月7日早上,日本对美国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标志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因此全面展开。

从太平洋战争中主要参战国日本与美国的实力对比来看,日本对美国几乎没有任何胜算:1939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占全球的39%,而日本仅占4%;到了1941年,美国的人口接近日本的两倍;钢铁产量是日本的五倍;煤炭产量是日本的七倍;汽车产量则是日本的八十倍。

美国早在多年前就建立了独立且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在缺乏外部支持的情况下维持正常运转。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其战争机器将全面启动,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极为高效,仿佛“下饺子”般迅速。相比之下,日本的工业体系缺乏完整的产业链,许多关键物资和设备高度依赖进口。一旦战争爆发,其工业系统将受到严重冲击,难以长期支撑,最终可能迅速崩溃。 从战略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工业自主性在危机时刻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体系使其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而日本则因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在面对突发冲突时显得更为脆弱。这种结构性差异,也决定了两国在战时经济与军事动员上的不同表现。

这种差距当时的日本同样清楚。

尽管日本清楚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巨大,无力抗衡美国,为何仍选择孤注一掷,偷袭珍珠港,将国家命运押在一场对美赌博上呢?

西奥多·罗斯福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亚洲逐渐崛起,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日本表现出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惊人发展速度,其背后的隐忍精神、团结力量以及激进的进取心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此时正好也是美国太平洋扩张战略出笼和实践的时候,鉴于日本的疯狂扩张以及在中日、日俄条约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好胃口”,美国对这个大洋彼岸的岛国开始警示起来。
1897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拟定的一项对日作战计划,将日本列为潜在的竞争对象。这一历史文件反映出当时美国已开始关注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并对其可能构成的威胁有所预判。从长远来看,这种战略思维为后来美日关系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也体现了大国之间因利益和地缘政治而产生的复杂互动。
1900年4月,美国制定了一份关于菲律宾及其周边地区的作战计划,其中指出日本是其菲律宾领地的最大潜在威胁。如果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对美国发起进攻,将首先攻击菲律宾。因此,该计划建议美国应在菲律宾建立足够的军事基地,以防范“潜在对手”日本或俄国的介入。 从历史角度看,这一计划反映了当时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布局的初步形成。菲律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据点,其战略价值不言而喻。美国在该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既是对日本扩张野心的回应,也显示出其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这一举措为后来的美日关系演变埋下了伏笔,也为二战期间的太平洋战争提供了背景线索。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逐渐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此前曾对日本表示支持的罗斯福总统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他明确表示:战争初期自己同情日本,但现在更倾向于支持沙俄。他认为,沙俄的失败是文明的一大损失,而强大俄国的存在是一种威胁,同样,强大的日本也是一样的威胁。 从长远来看,这一表态反映出美国对区域力量平衡的担忧。日本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也让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罗斯福的态度变化,某种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美日之间可能产生的摩擦与竞争。
1904年4月,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阿德纳·罗曼扎·查菲中将即根据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总统的指示,于“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中重新修订了在1897年的对日作战计划,并扩大制定为《橙色战争计划》,这是美国首次将日本视为“假想敌”。
而且当时美国主张中国“门户开放”,但是日本却希望独占,导致美国插手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哈里曼计划”搁浅;而随着“诺克斯计划”的破产,日美矛盾开始激化。
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舰队
日本方面,日本早就垂涎东南亚宝贵的自然资源,但是除了列强之外,美国占领的菲律宾成为了日本南下最大的阻碍。
1901年,日本主张组建一支规模超过在东亚驻扎舰队的海军,其目标直指美国。
1902年5月,日本制定《日英联合军大作战计划》,视美国为可能的假想敌。
1907年,日本出台《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第一次把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号假想敌国,主张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美俄兵力取攻势”,还制定了具体的对美作战计划:“海军在开战之初,迅速压制远东之敌舰队,同时以陆军协同破坏吕宋岛及关岛之敌海军基地。当敌舰队之主力开到远东海面及其在途中,则努力依次削弱其实力,并伺机以我主力舰队歼之。”
华盛顿海军条约签署现场
随着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与一战爆发,国际局势发生重大改变,美日两国对远东的争夺也日渐公开化。
在一战分赃的巴黎和会上,美国代表卫理声称:“在远东要想正义获得胜利、自由幸存,就必须遏制日本。”并希望通过巴黎和会来取消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位,从而遏制日本。
日本试图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双方在巴黎和会上再度发生激烈争执。经过一番谈判协商后,最终同意由日本接管山东,并且日本也获得了对德属北太平洋岛屿的控制权。
为抑制日本海军的扩张,美国借助《华盛顿海军条约》对日本海军的吨位进行限制,双方比例为5.25:3.15。尽管日本对此感到不满,但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局势,最终也只能选择接受。
此后,双方关系进入一段缓和期,但矛盾与对立并未随之缓解,反而持续加剧,美日之间的冲突最终不可避免。
日本街头的海军
1929年日本的对外贸易出口额为22.16亿日元,其中向美国出口了价值9.14亿美元的商品;日本的进口总额为21.8亿日元,其中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价值达6.54亿日元,美国在日外资中占比大约为30%;到了1931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仅为2亿美元。
尽管美国不承认“伪满”,却大搞贸易。1931-1936年,美国输往“伪满”的军事物资价值1.89亿美元,1937年为1.6亿美元,1938年为1.7亿美元。
1937年,美国对日输出额为2.89亿美元,到了1938年,这一数字下降至2.4亿美元。然而,到1940年5月,美国在日投资总额据估计已达到5亿美元,同时美国资本还持有价值1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公债。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在1937至1938年间对日出口有所减少,但其对日本的经济影响力并未随之减弱,反而在资本层面持续增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可能反映了美国在当时对日政策的复杂性,既包含一定的经济利益考量,也存在对地区局势的谨慎评估。
同时美国对日本的出口货物中62%是军需品,1932年以后,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货物中,石油和石油制品占65%,废钢铁占90%,铅占46%,铜占90%,铝占18%,车床等工业设备占70%,并且还在每年递增。
二战日本坦克工厂
1937年,美国出口至日本的废钢价值达3741万美元,占日本废钢进口总量的90%以上;尽管1938年6月11日美国宣布“道义禁运”,但到了1940年,美国仍向日本出口价值3530万美元的石油,占日本石油进口量的一半以上;直至1940年10月,日本仍在使用来自美国进口物资生产的飞机对中国进行侵略。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即便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美国对日本采取一定限制措施的背景下,美国对日贸易依然保持了较高的依存度。这种经济上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反映出当时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复杂考量,也揭示了战争爆发前国际关系中利益与道德之间的矛盾。
此外,美国继续向日本提供大量设备,用于改进其武器装备,并给予资金支持。美国国际机器制造公司协助日本发展军事工业,甚至涉及“伪满”地区的重工业建设;洛克菲勒公司不仅出口石油,还为其扩大石油工业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
1938年,摩根集团向日本提供7500万美元贷款,同年福特日本分公司的经理认购了价值29万美元的日本军事债券。
明知日本持续扩张,美国仍采取绥靖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随着道义禁运的实施,日本逐渐意识到,一旦美国真的切断贸易往来,日本将面临严重的危机,甚至可能走向崩溃。同时,日本也认为美日之间迟早会发生冲突,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采取行动。
日军攻占菲律宾,投降的美军
在中国大陆,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尽管日军占领了武汉,但并未使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屈服,中国抗日战争由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期间,中国军民的抗战活动广泛展开,日军的战线持续延长,即便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以当时中国的国情,也难以长期维持。
1939年,诺门坎战役中,日本陆军的北上战略遭遇重大挫折,其企图通过军事手段夺取苏联西伯利亚资源的计划也随之落空。这场失败不仅对日本的战略布局造成直接影响,也反映出其在面对苏联强大军事力量时的局限性。此次失利促使日本重新审视其在亚洲的扩张路径,最终转向南进政策,对后续的战争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战略层面看,这次失败暴露了日本在情报、后勤及战术上的不足,也为后来的战争决策提供了重要教训。
此后双方缔结停战协议,而苏联依然没有放松对日本的警惕,继续增兵远东。日本意识到北上不仅无法有效击败苏联,反而会消耗日本仅有的国力和资源,而且在中国拖的越久,形势对日本越不利。
更重要的是,此时,美国开始要求日本无条件撤出中国军队,并以切断贸易关系和资源供应作为威胁。
在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之后,却为了石油废铁灰溜溜得龟缩回原有地盘,这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来说绝对无法接受,陷入狂热的日本国内也无法接受。
日本军国主义此时已经是骑虎难下。
武汉会战中的中国军人
为了获取足够的资源以支撑战争并推进军国主义扩张,日军将目标锁定在一直觊觎的东南亚地区。除了东南亚本身资源丰富外,其战略位置也极为关键:占领东南亚可以切断美英等国支援中国的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向西可进入印度洋,威胁印度,并与德军在中东形成呼应;向南则可攻占澳大利亚,进而称霸西太平洋。
更重要的是可以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
美国在菲律宾附近驻扎着一支规模不小的军队,夏威夷设有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并配有陆军和海军的机场,部署了强大的陆海军事力量。一旦日军在东南亚展开夺岛作战,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将难以避免。 从战略角度看,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布局具有明显的防御与威慑作用。菲律宾作为西太平洋的重要节点,其军事存在不仅关乎地区安全,也直接影响到整个亚太局势的平衡。日本若执意推进南进战略,势必会触碰到美国的利益红线,从而引发更广泛的战争。这种局势的演变,也反映出二战期间大国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德意日三国轴心
尽管美国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日本也常常好赌成性,但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深知寻求盟友的重要性。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得到了当时世界霸主英国的半公开支持,同时美国、德国、法国和俄国等国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到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与英国建立了同盟关系,美国也对日本表示支持,而法国、德国等国家则在不同场合对俄国施加了压力。
到了二战前期,日本想要图谋的地区恰恰都是英美等国的势力范围,英美列强自然不可能与日本结盟。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同样与英美不对付的德国就成了日本的盟友。
德意日三国
怀有共同目标的德日双方于1940年9月在东京举行谈判,意大利随后也加入谈判。9月27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通称《三国轴心协定》,又称《柏林公约》。
不过这个盟友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毕竟德日之间隔着欧亚大陆,就算海路还隔着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援助确实有限。但有了盟友的支持,至少让日本在战略上不是完全孤立无援。同时,在日本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也需要德国在欧洲的配合,形成多点作战的局面,让英美等列强难以集中力量应对,从而分散其防御重点。
1941年12月11日,德、意、日三国在原有条约基础上进一步签署《德意日联合作战协定》,标志着轴心国法西斯军事同盟的正式形成,日本因此获得了更大的战略支撑和信心。 从历史视角看,这一协定不仅是三国政治与军事合作的深化,也预示着全球战争格局的进一步恶化。日本在获得盟友支持后,其侵略行为更加肆无忌惮,为后续的战争扩大埋下伏笔。这一事件凸显了国际联盟在面对极端主义扩张时的无力,也反映出当时世界局势的复杂与动荡。
遭受袭击的珍珠港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情报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使日本得以取胜。而随着美日在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不断展开,美日之间终有一战,日本对美情报工作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1937年,日本特高课的海军军官守川秀谷潜入美国驻神户领事馆,成功获取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密码机,从而获得了大量美国海军的重要情报。除了加强情报机构和保密措施外,这种秘密行动也反映出当时日本在获取外国军事信息方面所采取的手段。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情报战在国际关系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国家间的竞争也往往隐藏在看似普通的外交活动中。此次事件不仅展示了日本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主动性和隐蔽性,也揭示了密码技术在军事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类似的行为在后来的战争中屡见不鲜,说明了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
日本还派遣各种船只进行谍报收集工作,大量日本“渔船”打着捕鱼的旗号穿梭于夏威夷、巴拿马、阿拉斯加等地,搜集美军的战略情报,分析美军从大西洋增援的时间与速度;日本侨民也为情报搜集提供了大量便利;日德同盟也使得日本可以从德国那里得到许多情报;通过收买美国人来获取情报也是主要来源之一。
飞越夏威夷的日本战机
日本设在火奴鲁鲁的总领事馆实际上曾被用作间谍活动的中心,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前,已有239名间谍分布在夏威夷各处,对整个太平洋舰队基地的情况了如指掌。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事件揭示了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日本通过长期的情报渗透,为袭击做好了充分准备,也反映出当时国际间谍活动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这些数据不仅印证了日本在战前对美军动向的高度关注,也提醒我们,信息的掌握往往决定战争的走向。
当然气候也是重要情报。为了搜集攻击夏威夷的机动部队的航线上各种水文、气候情况,日本派遣“撤侨”邮船航行在北太平洋,获得大量一手资料。
为迷惑美国,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在9个月内与科德尔·赫尔进行了45次会谈,与罗斯福举行了9次会面,但均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就这样,日本为袭击珍珠港做好了情报方面的准备,参谋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详尽的夏威夷作战计划,并且将时间定在了12月7日,正好是周日,美军惯例休息的时候。
甲午战争中的日本海军
在对中国的甲午战争前后,1890年后,日本拿出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2月为了解决海军经费问题,明治天皇拿出皇室开支充作军费,各级官员捐出十分之一的俸禄建造舰船,民间捐款亦十分的积极和踊跃。
日本在当时的对华作战中确实动用了全国的力量,将国家资源和人力集中投入战争,是一场带有极大风险的豪赌。这场战争为日本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促使其成功建立起金本位制,并迅速发展出强大的陆海军力量,从而在亚洲确立了领先地位。这一历史进程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日本此后的发展路径。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再次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尽管此次获得的收益不如甲午战争那样丰厚,且日本自身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利益,迫使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同时接管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各项权益。
由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成功进入世界强国的行列,获得了参与全球势力范围划分的发言权,得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利益分配,并参与国际联盟的创建,成为国联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国际地位大幅提升,所取得的政治利益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
日俄战争
两次豪赌的胜利,让日本在面对当时实力强大的美国时依然充满自信,坚信自己能够突破极限,实现几乎不可能的成功。 在我看来,这种自信并非盲目,而是建立在对自身战略与执行力的高度认可之上。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往往能激发一个国家的进取心,但同时也需要清醒认识到,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持续保持这种势头,并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尽管当时日本军队,尤其是海军中,有许多将领曾赴美留学或考察,对美国的战争潜力有着清晰的认识。 在当时的背景下,日本军方高层对美国的工业实力和军事动员能力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这种认知不仅源于他们自身的经历,也来自于对美国社会结构和经济体系的观察。然而,即便如此,日本仍选择发动对美战争,这反映出其战略判断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这一历史事实提醒我们,即使具备充分的情报与认知,决策者的意志与战略选择同样决定着战争的走向。
但他们仍然决定效仿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孤注一掷,集中全部力量通过偷袭珍珠港来重创太平洋舰队,打击美国的战争意志,利用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前作出让步,以避免与美国过早陷入全面战争。
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现在的越南)市内行军的日军第21师团,展现了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部署与控制。这一场景不仅反映了当时日军的战略布局,也揭示了殖民地在战争中的复杂处境。尽管历史已过去多年,但这段影像仍能引发对战争、殖民与地区关系的深刻思考。
德国攻占法国、荷兰等国后,日本加速了在这些地区的扩张行动。面对局势的升级,美国再次尝试通过外交谈判来缓解紧张关系,并要求日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军队。这一举措反映了美国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的谨慎态度,也显示出其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担忧。然而,日本并未作出积极回应,使得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然而,此时的日本已无退路,也无意向美国示弱。最终,美国于1940年9月26日发布命令,宣布除西半球和英国以外,禁止所有等级废钢铁的出口。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重大打击,但尚不足以致命,因为日本在之前已经储备了大量铁矿石和废钢铁。
迫在眉睫的石油禁运成为日本面临的重大危机,促使日本海陆军一致认为必须迅速夺取东南亚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1941年7月2日,日本召开御前会议,明确表示将不惜一切代价推进南下印度支那的计划,显示出其战略决策的紧迫性与强硬态度。 从历史角度看,石油作为战争机器的生命线,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军事行动能力。日本当时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尤其是美国对日实施的石油禁运,极大削弱了其工业和军事潜力。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选择冒险南进,既是出于生存压力,也反映出其扩张野心的不可遏制。这一决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加速了日本自身的衰落。
1941年7月24日,日本出兵占领印度支那南部。
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作为应对,1941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所有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将所有金融、进出口产品等置于美国政府管制之下,希望借此迫使日本妥协,退出印度支那。
1941年7月27日,荷印当局宣布冻结所有日本资产,次日即7月28日,又废除了1940年11月签署的石油协议,停止向日本供应石油。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荷属东印度对日本的经济制裁进一步升级,也反映出当时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态势。此举无疑加剧了日本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为后续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埋下伏笔。从战略角度看,控制石油资源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荷印的行动虽出于自保,却也在无意中推动了地区局势的恶化。
这对日本是一个致命打击。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靠进口,当时日本每年石油产量仅为400万升,仅够海军一个月消耗;库存为9400万升,仅能维持两年,没有了石油,战争机器将会停止前进,国民经济陷入崩溃。
1941年7月31日,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觐见天皇时指出:“由于三国同盟的存在,调整与美国的关系变得不可能,这将导致石油供应中断。目前日本仅存两年的石油储备,一旦开战,不到一年半就会耗尽。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立即采取行动,别无选择。” 从历史视角看,这段话揭示了日本在二战前夕面临的严峻战略困境。石油作为战争机器的生命线,其短缺直接决定了日本能否维持长期作战能力。永野修身的言论反映出当时日本高层对国际局势的悲观判断,以及在资源压力下的激进决策倾向。这种“先发制人”的逻辑,最终推动了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也加速了其自身的衰落。这一事件不仅是军事决策的转折点,更是国际关系中资源依赖与战略误判的典型案例。
出发轰炸珍珠港前,日军飞行员接受任务指示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批准了陆海军部制定的《帝国国策施行要领》,规定: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如果外交谈判到10月上旬尚未达到日本要求时,立即下决心对美开战。
1941年11月18日,日本的谈判代表向美国政府发出警告,表示若不取消制裁措施,战争将不可避免;11月20日,日本再次提出“绝对的最后建议”,而美国则在11月26日向日本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达了自身的立场,这份备忘录也被日本视为最后通牒。
美日之间的战争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进行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当时的日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不得不对美国发动战争,即使不敢也必须勇敢面对,因此最终导致了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发生。
可惜日本人打错了算盘,虽然在珍珠港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战略上却彻底失败。美国并未因此屈服或回到谈判桌前,反而激起了民众的参战热情,全面启动战争机器,对日本展开大规模反击。修复后的太平洋舰队重新投入战斗,最终将日本彻底击败。
日本的这场冒险,不仅未能实现其目标,反而加速了自身的崩溃,堪称自取灭亡的典型例子。它所带来的反思与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不断警醒我们:好战必败。
标签:日本偷袭珍珠港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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